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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春秋

激扬勇士雄风──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6-18 12:05

  今年春天,习主席在视察陆军第14集团军时,提到这支部队19岁烈士王建川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诗,称赞他“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

  回顾中国历史,正是尚武精神捍卫了民族尊严,雕刻了中华文化的风骨,让历代优秀军人展现出顶天立地的勇士雄风。但也应该看到,一旦承平日久,尚武精神就有被消磨的危险。由此给国家民族和军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总是让后人悲切不已。

  今天,我们追寻尚武精神的历史足迹,倡导激扬中人的勇士雄风,就是希望激活尚武精神的血脉基因,让“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这样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在新一代军人身上。

  勇士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刀锋,是民族命运的前驱者。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们的勇士、优秀军人,有时轰轰烈烈,带动整个民族生机勃勃、所向披靡、强健向上;有时在寂寞里奔驰,倾洒淋漓鲜血,为祖国和民族担干系、负责任,以“家国有我而不亡”的气概,扫除一切萎靡不振和精神衰败,燃起整个民族顽强奋起、自强崛起的伟力和雄风。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不受限于地域,不受限于阶层,不受限于职业,不受限于性别……它是一种全时空展现的民族精神。

  1、一个国家或民族不一定因为太富裕才受到尊重,但一定因为勇武强健,蔑视一切侵略者,有一大批勇士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战,才获得真正自尊和世人的普遍敬仰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整个华夏大地都充满着雄奇壮烈、阳刚向上的社会氛围,充满着争于战功、贵以赴死的勇武和牺牲精神。《战国策·秦策一》《韩非子·初见秦》等史籍讲到,当时秦国的社会风气就是“贵奋死”,人们面对锋利的刺刀、熊熊的烈火毫不畏惧。年轻人初历世事,一听说敌人来了,便“闻战顿足徒裼”,赤膊冲锋陷阵,绝无生还想法。这是怎样的勇武!慷慨豪迈的秦人,饮酒时都高唱《无衣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是秦人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摄人心魄的战斗精神!那时,不独秦国,多数诸侯国都洋溢着尚武精神,展示了我们的先人征战沙场的雄心与气魄。在整部《左传》中,找不到一个临阵脱逃的人。国家危难时,义无反顾“趋难而誓必死”,与国家共命运。那是一个持续550余年、影响波及几千年的尚武与战斗精神光芒四射的“酒神时代”。

  这种精神,首先展现于中华民族每一次生机勃勃的上升时期,表现为武士、军人的轰轰烈烈与无上荣耀。回望当年开疆扩土、缔造新世界的秦帝国,与罗马帝国并立于世的汉帝国,雄居东方、万邦来朝的唐帝国,那“虎视何雄哉”的气派,那“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血性呐喊,无不在绵绵无尽的历史流变中,令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血脉偾张。

  更可贵的,这种精神还展现于中华民族每一次面临外侮、大灾大难的历史关头。纵使神州奔突敌寇铁蹄,纵使满目横流屠戮之血,我们民族依然有子孙从血泊中站起,不畏前路坎坷、苦难无尽、九死一生,顽强地燃起祖先遗存的火种,甘为“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奋勇前驱于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改变民族命运的抗争道路上。

  重庆合川区钓鱼山上有一座小城,面积不过2.5平方公里,叫钓鱼城。城虽小,却因极大影响了蒙元扩张史,被后人称为改写世界历史的“奇迹之城”。

  南宋晚期,蒙古大军分三路攻宋,同时横扫欧亚。罗马教皇惊呼,这是“上帝罚罪之鞭”!然而,1259年初,大军竟在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攻城半年不克,未越这个弹丸之地半步,不仅如此,蒙古大汗蒙哥(成吉思汗之孙)在战斗中重伤身亡!导致历史在这里突然转折,势如破竹、横扫欧亚各国的蒙古铁骑全面撤回蒙古草原!欧洲人后来称钓鱼城为“上帝折鞭处”。仅就中国历史看,从忽必烈撤军江南到1279年再次攻宋,为南宋延续了20年寿命。

  20年后,当忽必烈打下整个中国,钓鱼城成为蒙元天下的“孤岛”时,该城军民已浴血奋战36年(从1243年修城防御算起),战斗200余次。当守将向新朝开出了不杀城中一人、“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的归附条件时,逢城必屠的蒙元大军竟然违背前大汗“若克此城,当尽屠之”的遗言,破天荒同意并信守了承诺。在南宋皇帝崖山蹈海之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史称“独钓中原”……

  一个国家或民族不一定因为太富裕才受到尊重,但一定因为勇武强健,蔑视一切侵略者,有一大批勇士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战,才获得真正自尊和世人的普遍敬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面对国家危亡别无选择,以生命展现大勇、赴大义;面对强敌死战不退,马革裹尸,“杀己以存天下”。这些,都是由中华民族最坚定、最激动人心的精神因子——理想信念、意志品质、情感心理和行为能力融炼升华出的精神力量,它是民族刚劲、军人刚勇永不褪色的精神血统。

  ——君不见徐悲鸿画笔下的《田横五百士》?他们为坚守武士杀身成仁的高节,拒不接受投降的屈辱,追随田横集体慷慨赴死。

  ——君不见甲午海战以后北洋舰队有一半舰长殉国?他们以“义不独生、与致远舰共存亡”的决绝,诠释了军人无能保国毋宁死的抉择。

  ——君不见“八一三”淞沪抗战孤守绝地的“八百壮士”,还有中条山“六六战役”弹尽粮绝跳入黄河的西北军“八百冷娃”?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抗日军人慷慨赴死,用鲜血和生命践履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的铮铮誓言。

  ——君不见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人民军队洋溢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将士无不把为国捐躯、为民族和人民利益牺牲,豪迈地看作“我光荣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到处充溢以光荣借代牺牲的自豪与荣耀,让昔日被人蔑称的“东亚病夫”大放生命光彩,滚雷场、堵枪眼、炸碉堡……用“钢少气多”的战斗牺牲,将劣势装备下的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我们民族的祖先崇尚“贵奋死”,到人民军队官兵把战斗牺牲看成是“我光荣了”,促成这一切的是什么?难道不是那种全民族全时空的伟大尚武精神吗?

  “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尚武精神,不是好勇斗狠,不是恃强凌弱,不是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阴毒的军国主义,而是一种深刻而宽广的勇士情怀,是中国人、中人义无反顾、为祖国和民族而战的正义担当。就此而言,且不说300希腊勇士怎样彰显了千军万马的气势,单说我们的抗战军民,即便是出没在青纱帐里,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2、人民与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是国民尚武、将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风的最深厚精神源泉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记载秦律的竹简。通过秦律,后人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真实:一个国家,国民的尚武精神、军人的战斗精神,从来不是无源之水。

  在战国时代,秦国能以区区500万人横扫拥有6000万之众的诸侯列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一方面以法家兼容百家思想,倡行一种顺应时代潮流、以自强不息为指向的“事功—尚武”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商鞅变法废除世袭贵族特权,普遍推行奖励耕战的军功爵制:“以劳(功)论及赐”“赏爵”“益田”“益宅”;战死者赏“论其后”,把爵位赏给死者后人;临阵逃亡者罚“以为隶臣”……秦简生动再现了前线立功士卒关切家乡依法授爵行田宅的迫切心情,使后人触摸到秦人遇有战事“父遗其子,兄遗其弟……皆曰:‘不得,无返’,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历史脉动,感受到秦国强国、创霸、帝天下的战略目标与人民大众向上层流动的梦想相结合,铸就了秦国凌厉兵锋所向披靡的历史奥秘。

  历史表明,那种朝气蓬勃、富于进取的富国强兵精神,那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尚武、战斗精神,不仅来源于文化的感召,更建基于清明的、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民从内在心灵到外在行动,与整个国家、民族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反之,当人民的权益与朝廷统治发生断裂或冲突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萎靡不振,陷入精神衰败。偌大的中国就会出现一种性、体制性涣散,凝聚力消散,变成一盘散沙。这时,不管统治者怎样提倡,也无法遏止国民尚武精神、国防意识的衰落,那种徒具其表的报国宣誓,也只能落在少数仁人君子身上。后者在历史上,既是民族的勇士和英雄,又背负着维护王朝旧制的沉重包袱,始终无法逃脱孤独而矛盾的悲剧性历史命运。以至于,志士仁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忠魂颂,总是以商鞅变法横遭车裂、岳飞精忠报国而死于国、文天祥高歌正气却忧愤过零丁洋、袁崇焕热血卫国反遭食肉寝皮、林则徐禁烟御侮终被贬黜的奇异方式终场。它拖着长长的血泊延续于整个传统中国……

  当年,钓鱼城“独钓中原”,作为历史上那个柔弱王朝的最后雄起,既留下了一座城堡的骄傲,也宣示了帝制时代一个政权和民族的悲哀。当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身陷大都监狱的文天祥,借杜甫诗悼曰:“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这是多么彻骨的孤独、遗憾、悲凉与无奈啊!

  特别是,帝制中国制造“一人为刚万夫柔”的社会局面,把崇文抑武推向顶峰,使先秦“好兵”传统销蚀殆尽,更成为近代中外军事传统分流,导致中国日益积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横遭日本欺凌。当大清学者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自嘲时,却惊异地发现,来自日本的读书人居然多身佩刀剑,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中国读书人震惊之余,也许不曾意识到,这恰恰是几千年前弥漫于华夏大地、体现在孔子、屈原等“士”人身上的文人武士精神!

  正是有鉴于此,当年日本的梁启超,于1904年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呼唤国人重振尚武、武士精神,奋起拯救中华。

  伟大的民族,是那陷于历史最低潮、甚至面临灭亡,却总能在风雨飘摇、血泊矢雨中,依靠自身力量重新站起来的民族。

  1927年,朱德在南昌起义那天,就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里诞生的,必将是一支改变民族命运的新型军队。因而,他在自用毛瑟上庄重地刻上“南昌纪念”的文字。

  朱德何以如此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党人、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蕴含着全新的民族理想、意志信念和精神道德:发动土地,把人民对自身利益、美好家园的眷顾,与祖国和民族大义有机结合,使人民的“家”与民族的“国”真正结成一体,复活传统中富于解放精神的优秀文化因子,以此改铸国魂与军魂,重铸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精神基础,并使之升华为义无反顾投身于国家独立解放的伟大战斗和牺牲精神。

  正因如此,这支人民的队伍,历经风雨,走过逆境,挺过失败,不止一次从血海中浴火重生,锻造成为中华民族救亡、独立、自强而奋斗前驱、所向披靡的真正勇士,一直走到共和国的今天。

  正因如此,刚刚迈入新中国的人民,充溢着翻身解放做主人的豪迈,以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历史主动性和“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支撑人民子弟兵跨过鸭绿江,向二战以后几乎世界无敌的头号军事强国亮剑。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历经战乱获得自由等“解放权益”的中国人民,忧患意识、国防观念非常强烈,尚武拥军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全民族都支持国防建设,积极助力军队建设;全民族都尊重军人,热心为军队解决实际问题;所有适龄青年都踊跃参军,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最有才华的人都志愿入伍,军人的社会地位最高,最令人羡慕、最受人敬仰、最值得信赖……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精神品质。问题是,中国何以倡导人民继承弘扬这些精神品质?答案不仅在于这些精神品质本身,更在于人民与国家、与执政者的关系如何。从战国“军功爵制”到人民军队“保家卫国”,历史昭示后人:人民与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是国民尚武、将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风的最深厚精神源泉。这决不是“权益交换”,而是现代爱国主义、民族尚武精神植入全民族催生出的“自愿献身祖国”的伟大精神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伟大节日,标志着百年民族耻辱、外来欺凌、一盘散沙将成为过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站起来”,对近代以后长期遭受外来欺凌的中华民族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话题。它既包含着我们民族在信念、意志、进取精神和行动能力上,穿越古老帝制时代、打败一切外来侵略者站起来的过程,也包含着我们民族从“心站起来”到“兵强起来”、从重振尚武精神到激扬民族勇士雄风的伟大历史进程。

  1884年,袁世凯率大清驻朝鲜军队果断亮剑,粉碎了日本支持下的朝鲜“甲申”。两年后,到访长崎的北洋水师,与当地警民发生流血冲突。对于“长崎事件”,中方表现出罕见的强硬,最后迫使日本退让。

  这两件事震惊了日本朝野。然而,负责与中国谈判的伊藤博文却安慰日本人,不必担心中国的强势,中国“水陆军俱似整顿”“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果然,胜利助长了清廷对日本的虚骄之气,认为北洋海军保持现有规模即可高枕无忧。于是,不仅缩减海军军费,停购新舰新炮,还挪用海军现有经费大造皇家园林,不幸被伊藤言中“又睡觉矣”。而日本却根本不“睡觉”,从天皇到黎民,上下一心奋起直追,大建海军,目标就是打败中国北洋水师。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于中日甲午战争,以最冷酷的现实,暴露出清廷因循苟安、稍有进步即自满忘战的腐朽之态。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中,无一例外会受到外敌的忌惮与遏制。因而,即使改革建设小有进步,也要时时刻刻充满忧患地关注自身成长的脆弱性,检视和克服自身发展中的各种弊端;即使对外扬威小有斩获,也要时时处处坚持清醒洞察外部环境变动,以深沉的民族理性做好应对潜在不测事件与挑战的准备。

  今天,域外强国甚至一些周边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方向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严峻的现实警示我们,中国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战争往往不期而至。

  我们热望和平,企盼世界和谐,但这并不由我们决定。我国30多年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经历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考验。这是民族之福,却潜藏着军事之忧,和平可能变成“醉太平”,埋下自满、苟安、忘战、被击败的危险。

  习主席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他明确倡导国人增强忧患意识,殷殷期望军队肩负起捍卫和平发展的使命,能打仗、打胜仗,以武止戈。

  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凸显了维护和平发展大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紧迫性。这要求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军人,既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展现战略意志,又要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性,忧患不息,革新不息,自强不息,奋斗不息。

  1881年,大清国修建的一条铁路上,出现了用马拉的火车。如此奇事震惊世界……晚清军事变革失败,一个重要方面是败在人,一群“传统人”在军事领域演出了“马拉火车”的怪事,制造出北洋舰队这样一个由小农经济与工业兵器结合的近代军事畸形儿。

  近几十年,我军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威胁依然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追求“全谱优势”态势下,军队既要在武器装备上补级差、补代差,更要在整体上、在人与物的结合上形成敌人无法压制的战斗力。对于官兵来说,既要关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更要立足现有技术条件,在能力素质、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等方面彰显英雄本色。

  习主席深刻指出,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他特别称赞“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强调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军人。

  武器是“钢”,精神是“气”。钢和气有机结合,是人民军队最显著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历史上,我军长期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就是靠着那么一股世所罕见的英雄气,变劣势为优势,压倒了无数强大敌人,而没有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当代中人,既要成为驾驭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勇士,更要继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色战斗基因,成为不畏任何强敌、勇于战胜强敌的勇士。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有这样一个普通故事:一次,乡里干部帮学校向家长收书费,进到一个学生家,刚要开口,看到屋墙上挂着一张“烈士证”,原来这家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干部们看罢,出于对烈士的敬意,未提原本的来意就告辞了。年长的爷爷、奶奶都知道:当年,有一名军人子女是多么光荣、令人羡慕啊!

  弘扬尚武精神、战斗精神、勇士精神,离不开融化于生活中的推崇英雄、敬仰烈士的社会风尚;离不开深入到每个人心灵中的关心国防、崇军尚武的社会氛围。

  莫斯科红场烈士墓上,镌刻着这样的铭文:“没有人会忘记,没有人会被忘记”。在俄罗斯,为数最多的古迹是战争英雄纪念碑。年轻人婚礼仪式之一,就是向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

  人民对军人的厚待,不仅来源于某种英雄情结和深植内心的祖国和民族情结,更来源于对国家清明、社会公平正义发自内心的认同。党的以来,习主席大力整风肃纪、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通过完善政策制度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由此确立起广大军民对国家和民族牢不可破的归属感、忠诚与义务。

  归属感,是一切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牺牲精神的源泉。人民有强烈的归属感,才能夯实全社会、全民族心系国防、支持军队、厚待军人的坚实群众基础。军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就会从心底里生发出一种最真切的使命认同:受命之时忘其“家”,因为心中装的是国;临阵之时忘其“亲”,因为心中装的是同胞、整个民族!忘战必忧,舍我其谁!

  军人,就是心向时代,心系人民,心怀大勇,以生命为承载,用生命注解使命,为祖国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彰显自身价值的职业!唯此,别无选择!基于此,永续在华夏大地上的勇士雄风必定绽放新的夺目的光彩!